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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資訊早八點」“用工荒”和“大學生就業難”將長期並存

人力資源管理 閲讀(3.24W)

一、年輕勞動力減少導致“用工荒”

「HR資訊早八點」“用工荒”和“大學生就業難”將長期並存

人們從來就沒有想到,作為第一人口大國的中國會出現勞動力短缺的問題。2003年之前,計生委、人口學家、經濟學家都在強調勞動力過剩,並以此強調計劃生育的必要性,媒體也都在炒作“民工潮”。

然而從2003年開始,中國沿海開始出現“用工荒”。筆者在2004年就認為“用工荒”是由於計劃生育導致年輕勞動力數量的減少。但當時蔡等主流人口學家卻認為是和經濟形勢相關的局部的、暫時性的勞動力短缺,不足為慮(2007年後才改口承認是勞動力總供給相對不足導致民工荒)。2006年公佈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報告》也認為中國勞動力短缺只是結構性短缺,中國勞動力年齡人口規模龐大,2016年將達到高峯10.1億人,比發達國家勞動年齡人口的總和還要多,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不會缺少勞動力,必須堅持計劃生育不動搖。

然而近年的情況表明,勞動力短缺並非“局部性、暫時性、結構性”,而是愈演愈烈、全線告急,珠三角告急,長三角告急,甚至江西、四川、湖南這些以往勞動力輸出大省也全面告急。

其實從人口學角度是能夠解釋民工荒的。中國20-39歲黃金年齡勞動力在2002年達到4.6億頂峯後,在2003年開始負增長,幾乎同時出現民工荒。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向中國進口減少)暫時掩蓋了中國的勞動力短缺問題,2010年中國經濟增速回升後用工荒更加凸顯。2012年20-39歲人口只比2002年下降5%,對經濟的影響已經如此之大;而到2032年,該年齡組人口只有3億(比2002年減少1/3),對經濟的影響的可想而知。

二、“用工荒”與“就業難”將長期並存

“人口多導致就業壓力”自始至終都是中國實行計劃生育的重要理由,其實與亞里士多德的

“落體速度與其重量成正比”一樣荒謬。伽利略用兩個鐵球同時落地的實驗推翻了亞里士多德的理論,但是中國不少人口學家和經濟學家至今理解不了“兩個鐵球”的原理。

巴西面積相當於美國的91%,人口只相當於美國的63%,但是巴西的失業率略高於美國。阿根廷面積是印度的84%,人口只有印度的3.5%,但阿根廷失業率也比印度還高。

工業革命以來,失業問題一直存在。隨着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農業所需勞動力不斷減少;大量“失業”的農民進入工廠,生產衣服、電視、洗衣機、玩具等,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是工業生產的效率也不斷提高,機器淘汰人力;“失業”的工人湧向第三產業,人們享受的服務越來越好。現在發達國家只需要不到30% 的勞動力就能滿足全社會的工農業需求,如果沒有第三產業,70%以上的人就得失業。但是如果人口減少一半,消費市場也減少一半,仍然有70%以上的.人找不到工作。

社會作為整體,人口決定消費,消費決定需求,需求決定生產,有生產才能提供就業。一個正常的社會大略是2個消費人口提供1個就業機會。美國3.1億人口能提供1.6億就業機會;日本1.27億人口能提供0.66個就業機會;巴西2億人口能提供1億就業機會。中國內需市場只能提供6億多就業機會,而實際勞動力卻有8億,這是因為計劃生育既減少了年幼消費人口,又使得婦女勞動參與率高達67.4%(世界平均只有48%,發達國家也只有50%左右),導致 “額外過剩”約1.4億勞動力。

如果1980年就停止計劃生育,那麼現在總人口14億多;由於婦女需要照看孩子,勞動參與率降低,總勞動力反而只有7億多。那麼中國勞動力與總人口的比例也在50%左右,就業壓力大為降低。

也就是説,中國內需不足不僅僅是人均消費能力不足,更是消費者數量的不足。為了保證國內的就業,中國必須發展外向型經濟,就業高度依賴於國際市場。

而印度由於人口結構比較合理,內需市場能夠滿足就業需求,經濟增長更主要依賴內需。

中國目前之所以失業問題還不嚴重,是因為國際社會給中國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但這種外向型經濟模式即將走到盡頭:

(1)、中國年輕勞動力正在快速減少,大量的企業將轉移到印度、菲律賓、拉美等年輕勞動力豐富的國家,給中國提供的就業機會也會減少。

(2)、發達國家由於老年化,購買力下降,導致國際市場萎縮。根據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2012》的數據,高收入國家佔全球進口商品的比例從1999年的81.5%下降到2011年的67.7%。

(3)、發達國家將保護本國製造業。比如美國近年就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旨在幫助製造業復甦,增加就業。

有人説中國民工荒只是春節後才有,説明只是季節性的;其實不然,春節後民工荒之後,就有大量企業破產或轉移,意味着就業機會在逐年萎縮。

有人認為產業升級可以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解決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其實勞動力短缺並不意味着充分就業,相反,失業率會更高。年輕人能勝任的工作,老年人並一定能勝任,這是一個結構性失衡的問題。由於需求和消費信心不一樣,年輕人作為消費者比老年消費者創造的工作機會要多得多,年輕消費者促使產業升級,而老年消費者卻使得產業停滯。歐洲各國的經驗表明,老年化不但導致勞動力短缺,也增加就業壓力。比如日本15-64歲勞動力在1996年開始負增長,總失業率、15-24歲青年失業率分別從1980-1995年平均的2.5%、4.7%增加到1996-2011年平均的4.5%、8.6%。德國15-64 歲人口在1998年開始負增長,總失業率、青年失業率也分別從1991-1997年平均的7.9%、7.9%增加到1998-2011年平均的8.5%、 10.5%。中國15-64歲勞動力在2014年開始負增長之後,失業率(尤其是青年失業率)將增高。與日本、德國還不同,中國有龐大的“過剩”勞動力, “用工荒”和“就業難”將長期並存。“保就業”將是中國今後長期的政治任務。

三、高等教育超前和城市化滯後導致大學生就業難

大學生不是回農村當農民,不是當普通工人,而主要是在城市從事第三產業,少部分當技術工人。如果城市化進程跟不上大學擴招的進程,必然導致大學生就業難。

1999年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只有6.7%,不但低於同等發展水平的其他國家,甚至低於比中國落後十多年的印度。1999年之後的大學擴招是必要的。

但是中國大學擴招的速度遠遠超前於經濟增長和城市化進程,也比發達國家當年要快。中國大學招生從1999年的108萬增加到2012年的689萬。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1999年的6.7%提升到2013年的30%,只花了14年時間。日本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1955年的10%提高到1978年的 30%,化了23年時間。英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1971年的14.5%提高到1991年的30%,化了20年時間。法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1971年的 18.6%提高到1987年的30%,化了16年時間。

而計劃生育卻導致中國城市化卻滯後於經濟發展。如果工資合理,那麼一個勞動力的收入就完全能夠讓全家進城生活;由於消費在城市,又增加城市的服務業就業機會,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例不斷增加,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企業也有產業升級的動力。中國由於計劃生育導致勞動力“額外過剩”,長期低工資(最近幾年在勞動力短缺的倒逼下才漲工資),消費者數量和人均消費能力雙重降低,企業也沒有及時進行產業升級(自主創新落後,對大學生需求不足),使得中國工業化不能轉變為城市化。農民工無法承擔全家人進城的開銷,出現了中國獨特的“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現象。生產與消費異地,導致城市消費不足,城市化滯後,第三產業遲遲發展不起來。以可比的1990年國際元為標準,2013年中國人均GDP為$10000,相當於英國1967年、法國1968年、日本1971 年、韓國1993年的水平;當年這些地區的城市化率分別為77.5%、69.5%、72.6%、76.5%。而中國2013年城市化只有53%。可見,中國的城市化是滯後的。

而2013年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卻高達30%,相當於法國1987年、英國1991年、日本1978年的水平;當時這些國家的城市化率分別為 73.8%、78.2%、76.0%,勞動力中從事第一產業(農業)的比例分別為6.6%、2.2%、11%,從事第二產業(工業)的比例分別為 30.4%、31.1%、35%,從事第三產業(服務業)的比例分別為63.1%、65.6%、54%。中國2013年勞動力中從事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比例分別為34%、30%、36%。第三產業發展滯後,根本不可能容納如此高比例的大學生就業,導致大學生就業難。中國的高校畢業生已經從2001年的 103.6萬增加到624.7萬,今後幾年還將繼續增加。累計不能就業的大學畢業生數量不斷增加,將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四、勞動力短缺、大學擴招導致中國製造業衰退

勞動力短缺加上高等教育大躍進,將降低製造業的競爭力。高等教育入學率提高,也意味着企業所需的技術工人、普通工人將補充不足(畢竟完整的產業鏈需要各層次的勞動力,某些員工由企業培訓比由大學培訓更好)。

日本就是前車之鑑,1980-1994年日本勞動力中從事工業的比例穩定在34%、35%。但是1995年後15-64歲勞動力開始負增長後,一方面由於年輕勞動力絕對數量的下降,一方面由於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1994年的38.7%上升到2010年的59.7%,導致製造業所需的年輕勞動力補充不足,日本勞動力中從事工業的比例從1994年的34%下降到2010年的25%,同期從事工業的勞動力數量從2200多萬下降到1600多萬(並且年齡結構老化),出口佔全球比例從1994年9.2%下降到2011年的4.5%。進入全球500強的企業從1994年149家下降到2012年的68家。

歐盟在1999年前,30%以上的勞動力從事工業,出口佔全球比例一直在40%以上。但是從事工業的勞動力比例從1998年的30.3%下降到2011年的24.1%,出口佔全球比例從1998年的42.9%下降到2011年的33.1%。

韓國是另一個例子。韓國的高等教育也是大躍進,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1971年的7.25%提高到1990年的36.8%、2000年的78.8%、 2010年的103%(世界第一)。由於製造業補員不足,韓國從事工業的勞動力比例從1991年的36%下降到2000年的28.1%、2010年的 17%(低於日本和歐盟)。意味着韓國製造業可能將衰退,出口佔全球比例可能即將下降,並且下降幅度可能將比日本1995年之後要大。

韓國高等教育的大躍進也導致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從1980年的2.8下降到2010年的1.2):增加了家長的養育成本,提高了年輕人的就業壓力(從而降低生育願意),擠壓生育時間,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