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醫保機構來看，由於其能夠獲取大量關於醫方的數據，如人均門診費用、人均住院費用、某一特定病例的人均手術費用等等，所以也可以認為，醫保機構也掌握了醫方的信息，瞭解醫方可能採取的戰略行動。因此可以假定，醫方與保方之間的博弈是完全信息下的靜態博弈，雙方均瞭解博弈對手所掌握的信息，均瞭解對手可採取的戰略行動。醫方與保方在進行博弈的過程中，醫方有兩種行動可供選擇：實行誘導需求或不實行誘導需求；保方在選擇支付方式上也有兩種行動可以選擇：採用後付制與採用預付制。為了便於直觀分析，醫方與保方在各自行動下的對局情況可以通過一個２×２的矩陣來呈現，如表１所示。
如上表所示，四個格子中左下角的數字表示醫方在各種對局中的博弈所得，而右上角的數字則表示醫保機構在各種對局中的博弈所得。列出參與人的行動後，為便於分析，給出下列假定條件：第一，醫方不對患者進行誘導需求，均提供正常的醫療服務對患者進行治療時，醫方所耗費的醫療成本為３，醫療服務的標價為５。第二，若醫方對患者進行誘導需求，因為多消耗了一些醫療資源，醫方的醫療成本增加至５，醫療服務的標價為８。第三，支付方式採用後付制時，醫保機構按照醫療服務的標價進行全額結算。第四，支付方式改為預付制後，醫保機構按照預算總額４向醫方進行費用結算。
根據上述假定條件，當醫方選擇誘導需求，醫保機構選擇後付制時，醫保機構的博弈所得為－８，醫方的博弈所得即醫方獲得的利潤，等於收益減去成本，８－５＝３。同理，當醫方不進行誘導需求，醫保機構選擇後付制時，醫保機構的博弈所得為－５，醫方博弈所得為５－３＝２。當支付方式變成後付制，由於醫保機構按照預算總額４進行費用結算，因此不管醫方採用何種戰略，醫保機構的博弈所得均為－４。而醫方在選擇誘導需求時，所得為－１；不誘導需求時，所得為１。
在表１所示的博弈中，如果醫方選擇誘導需求，那麼醫保機構的相對優勢策略是選擇預付制，這樣其博弈所得是－４，優於選擇後付制時的所得－８，我們可以在右上角的－４下面畫線，以示這是醫方在選擇誘導需求時，醫保機構的相對優勢策略。如果醫方選擇不進行誘導需求，醫保機構的相對優勢策略還是選擇預付制，同樣的，在右下角的－４下面畫線。同理，如果醫保機構選擇後付制，醫方的相對優勢策略是選擇誘導需求；如果醫保機構選擇的是預付制，醫方的相對優勢策略則是不進行誘導需求。這樣，通過使用相對優勢策略下劃線法，只有右下角格子中的兩個數字下面都有畫線。因此，醫方不進行誘導需求，醫保機構採用預付制是醫方與醫保機構之間博弈的一個納什均衡，可以表示成（不誘導需求，預付制），此時醫方與醫保機構的博弈所得分別為１和－４。
即醫保機構對醫療費用的支付實行預付制，與醫方協定好預算總額為４。由於超出預算總額的部分保方不予結算，醫方若仍然進行誘導需求，則其所得只有－１，不進行誘導需求，其所得為１。因此，作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醫方能採取的最優戰略便是不進行誘導需求。這個納什均衡是穩定的，博弈雙方均沒有改變自身選擇的動機。於是，醫方便會盡可能自覺地約束診斷行為，使醫療成本控制在預算總額之內，這樣醫方才會有利可圖。從而醫療費用開支也會相應地降低，被控制在一個合理的範圍內。
醫方與患者之間的關係是醫、保、患三方中另一對重要的關係。在醫療服務市場中，醫方由於自身具有較多的專業知識，更為了解患者的病情，對於用什麼方式治療、用什麼藥進行治療掌握得比較清楚，因而處於信息優勢的位置；相反，患者則處於信息劣勢的位置。所以在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下，患者處於自身利益考慮，只能聽從接受治療。同樣作為理性經濟人，醫方會受到激勵，在對患者進行治療時實施誘導需求，使得醫療費用支出水漲船高。醫療費用後付制更是助長了這種動力。
而醫療費用預付制則具有一種增加信息透明度的功能。例如，按人頭付費是指醫保機構按合同規定的時間（如１年），根據合同規定的收費標準以及醫療機構服務的人數，預先向醫療機構支付固定數額的服務費用。按病種付費是指根據國際疾病分類法，按診斷的住院病人的病種進行定額預付。也就是説，如果採用按人頭付費或是按病種付費，相當於是規定了一個費用標準，患者可以在治療前就清楚瞭解到這個標準，並判斷自己的費用支出是否過高。這就使得醫方與患者之間的信息更加趨於透明化，減少了信息不對稱的產生。
根據以上所述，本文將分析醫療費用預付制下，醫方與患者之間的博弈。採用預付制後，醫患之間的信息更加透明，同樣假定：雙方之間的博弈是完全信息下的靜態博弈。醫方仍舊有兩種行動可供選擇：進行誘導需求與不進行誘導需求。患者也有兩種行動可供選擇：要求正常治療與要求過度治療。因此，醫患雙方在各自行動下的對局情況也可以形成一個２×２的矩陣，如表２所示。
為便於分析，同樣對醫方與患者的`博弈所得作出假定：第一，在患者要求正常治療的情況下，醫方不對患者進行誘導需求，均提供正常的醫療服務對患者進行治療時，醫方所耗費的醫療成本為３；若醫方對患者進行誘導需求，因為多消耗了一些醫療資源，醫方的醫療成本增加至５。第二，在患者要求過度治療的情況下，醫方不對患者進行誘導需求，由於使用了更好的治療手段和藥物，所消耗的醫療成本為４；若醫方對患者進行誘導需求，在與患者要求過度治療的共同作用下，醫療成本上升到６。第三，由於預付制相當於確定了一個定額的支付標準，因此假定患者的支付定額為４。
由上述條件可以計算得到：當醫方不對患者進行誘導需求，患者要求正常治療時，患者的博弈所得為－４，醫方的博弈所得為４－３＝－１；當醫方不對患者進行誘導需求，患者要求過度治療時，患者與醫方的博弈所得分別為－４和０；當醫方對患者進行誘導需求，患者要求正常治療時，患者與醫方的博弈所得分別為－４和－１；當醫方對患者進行誘導需求，患者要求過度治療時，患者與醫方的博弈所得分別為－４和－２。
運用相對優勢策略下劃線法可以找出，該博弈中存在着兩個納什均衡，分別是（不誘導需求，正常治療）和（不誘導需求，過度治療）。再對這兩個納什均衡進行分析，可以發現（不誘導需求，過度治療）這個納什均衡其實是不穩定的。在醫方不進行誘導需求的情況下，患者選擇正常治療或是過度治療對患者來説是無差異的，但對醫方則會產生不同影響。若患者要求過度治療，醫方所得０，收益與成本正好抵消；若患者選擇誘導需求，則醫方所得為１，大於０。
因此，醫方出於利益最大化的考慮，會盡可能地影響患者的選擇，例如向患者解釋正常治療與過度治療的效果是不相上下的，或是隻向患者建議採用正常治療的手段等等，從而使患者所採取的行動為正常治療。最終，醫方與患者之間的博弈只存在一個穩定的納什均衡，就是（不誘導需求，正常治療），此時醫方與患者的博弈所得分別為１和－４，雙方也都沒有改變自身行為的動機。因此，採用預付制的支付方式對醫方和患者行為產生的影響是：醫方不進行誘導需求，患者在醫生的建議下選擇正常治療。醫方與患者的行為均受到約束，醫生出於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不對選擇開大處方、診斷升級、重複治療等對患者進行誘導需求的行為，從而是醫療費用開支得到控制。
通過對醫方與醫保機構間的博弈分析，以及醫方與患者之間的博弈分析，可以看出：醫療保險支付方式採用預付制，相當於給醫方施加了一個“緊箍咒”，減弱了醫方對患者進行誘導需求的動機，使其行為從誘導需求轉變為不進行誘導需求，從而有效約束醫療費用的不合理增長。另外，實行預付制使得醫方與患者之間的信息透明度提高，減少了信息不對稱的產生，對控制醫療費用支出也大有裨益。這也給我們帶來一點啟示：醫療服務市場中信息不對稱程度越嚴重，則醫療費用支出越易受到醫方的控制和操縱。只有通過信息披露，提高信息透明度，才能夠消除信息不對稱，合理約束醫方的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