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老了。八十年的风雨，已经抹去了他年轻时所有的俊朗，稀疏而花白的头发凌乱而暗淡，饱历风霜的脸庞留下一道道沟壑般的皱纹，仿佛承载着岁月的沧桑往事。早些年因为中风留下了后遗症，一拐一拐的走路姿态，显得更加老态龙钟。
父亲，出生贫寒，一生辛劳，却从来没有抱怨过，更没有愤懑过，只安分地耕耘着自己劳碌的人生，默默地让岁月在脸庞上刻划着一生的艰辛历程。
听母亲说，解放前，祖父和祖母带着二叔过南洋谋生，抛下父亲和他眼瞎的祖母在乡下，举目无亲，十岁八岁就要帮人家打散工，照顾着不能自理的老祖母，住无片瓦，立无寸地，那种凄凉和苦难是我们后辈所无法想象。
后来，土改时祖母带着二叔和在南洋才出生的三叔、四叔回到老家，不过父亲似乎从来得不到过祖母的宠爱。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父辈那代人都生育好几个儿女，二叔的子女和我们兄弟姐妹的年纪相当，但祖母只为二叔照顾小孩却从不乐意带我们兄弟姐妹。母亲生性善良而宽厚，对祖母敬重有加，却也为此颇有怨气。那些年，南洋的亲戚偶尔会带些物品回来探望祖母，在那物资奇缺的年代，那些“南洋货”可谓稀罕之物，令很多人羡慕和垂涎。不过，每一次，祖母都神秘兮兮地关起门来，将物品分给三个叔叔，顶多留丁点不值钱的给父亲。然而，在记忆中，父亲从来不在我们面前提及这些事情，也从来没有听过父亲说祖母半句的不是，母亲有时唠叨几句也通常遭到父亲的责骂，直到今天我们做子女的仍不知道祖母在父亲心目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形象。
父亲基本上是个文盲，只在土改时读过两个月识字班，认得几个字，但也仅几个字而已，连阅读报纸也非常吃力。以前在记工分的年代，他也会用一本本子记账，但上面记录的内容大概就只有他自己才能看懂。听父亲说过，在土改的时候，如果他有点儿文化的'话，可能就有机会做领导了。事实上，父亲的悟性很高，除了农活干得出色外，土木建筑也是他的拿手好戏，以前村里人建房子，从挖土奠基、砌墙批荡到上梁盖瓦，都少不了他的身影；烹饪厨艺也有一手，在那些年代，隔里邻舍有什么喜庆，就是父亲大显身手的机会，在那些物资贫乏家里平日难见点荤的年代，父亲竟有一手好厨艺令我们有点莫名其妙。在我们读书的日子，父亲或许吃了没有文化的亏，所以，再穷再苦都默默地供我们五兄弟姐妹读书，一直读到我们没有升学的机会为止。惭愧的是我们都不长进，几兄弟姐妹中没有一个出色的，令他老人家心存遗憾。
或许因为不识字，父亲一辈子都只是围着乡下转，在我的记忆中应该没有出过远门，连广州市区也出入不多，虽然乡下离广州市区只有十来二十公里路程，但也很少到省城。听他说只是在年轻时候，经常用自行车拉蔬菜交到省城的菜栏，后来虽然也因病到过城里住院，出院后也在我家住过数日，但他对广州城的概念依旧停留在那些交菜的岁月里，说来说去都是什么一德路菜栏、东川路菜栏的，让我们一头雾水。
我自读高中开始就离家在外，读完书后留在城里工作，自始就没有与父亲同住了。早期从事四海漂泊的职业，难有机会回家，后来转行不再漂泊后接着成家立室，又为自己的小家庭而奔波，回老家探望父母也不多。直到儿子出世，母亲出来城里帮我带孩子时曾要求父亲出来同住，但父亲住不了两天就嚷着回去，说是不习惯城里的生活。老家里只剩下二弟一家，弟妹是一个计较的人，父亲与他们相处并不融洽，父亲却也宁肯呆在老家，其实很主要的原因是他放不下他那些田里的活儿，和对乡土那种与生俱来的眷恋。
一晃几年过去，在儿子读幼儿园还有一年才毕业的那年冬天，父亲中风了。在城里医治了一段时间后，总算没有大碍，但行动远不如从前了，为此，母亲不得不撇下我儿子返乡照顾父亲。那些年，内子要经常上夜班，而我远在番禺工作，早出晚归，有时甚至三更半夜才能回家，所以，只好让儿子独自上学放学。其实，幼儿园离家不远，儿子也是个比较胆大调皮的家伙，我和内子虽然都有点担心，但也不觉得有什么大的不妥，只是父亲因此而时常自责，说自己连累了儿女。
母亲回老家照顾父亲后放心不下我的儿子，时常在儿子应该放学到家的时间打电话来。有一天晚上，母亲打电话来，但一直打到晚上的七、八点也没人接听。原来那天内子去了上夜班，我也因工作上的事情很晚才回家，而儿子那天也正好丢了钥匙进不了家门一直在小区里玩耍。母亲紧张得不断打电话来说儿子还没有回家，把我们都吓个半死。后来打电话到邻居请他们帮忙看看，知道了儿子只是在小区里玩，虚惊了一场，过后也就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过了几天，带着儿子回乡下探望父母，父亲郁郁寡欢地提起这件事，眼泪就掉下来了。这是我几十年来头一次见到父亲落泪！“爸，这没啥呀，您的孙子长大了。”我拍拍父亲的肩膀说。“唉，都是我没用，都是我没用，连累你们不能安心工作。”父亲偷偷地擦了擦眼眶，幽幽地说道。儿子倒乖巧，比划着胳膊说：“爷爷，不用担心啦，您看，我长大了。”父亲宽慰地笑了笑，然而笑容却难掩内心那种担忧和自责。父亲已经风烛残年，牵挂着、担心着的依旧是自己的子孙，可怜天下父母心。
或者应验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话，父亲从小自食其力，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性。在记忆中，除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次修筑水库受伤而不得不在家休息外，好像从没有清闲的日子。一直到晚年，在广州几次住院的日子里，口里时常唠叨的还是田里的活儿。其实，这些年乡下早就没田了。以前那一片片开阔的田野在十多年前就被现代化的工业园所取代，他那些“田”只是在一些水沟堤坝上开挖的一小片旱地，种两沥菜，栽几株香蕉，然后拿到村前村后去出售，并乐此不疲。
有一天，带着儿子回乡下，走到村口的小菜市场时，就远远看见父亲扛着一把锄头单挑着一只空箩筐，一拐一拐地往家里走。佝偻的背影踏着路边的阳光一晃一晃的，内心产生一种莫名的愧疚，于是每一次回家都叮嘱他不要再去劳作。然而，他每次都总是憨憨地说：“我能走能做，不干田里活，还能干啥？”后来，见他每次卖完了菜，神态里都显露出一种愉悦和满足，或许他一生追求的就是这种靠自己劳动而收获的成功感吧。从此，我亦不好再强求，只叮嘱他力所能及，他亦依然故我地重复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去年末，父亲的中风再度加重，走路也不得不带上拐杖。住了半个月医院回到老家之后，就不再用儿女规劝也不再到地里种菜了。事实上，他已经走不了那么远的路了。
父亲终于认老了，用他的行动承认自己真的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