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阿里巴巴集团中外股东之间关于“支付宝”所有权转移的事件，归根到底是两个问题：一是监管部门对国家核心战略部门对于外资运营者或投资者的限制；另一则是在公司治理层面上大小股东之间，公司经营控制者和股东之间对于多重（很可能是隐性的）契约关系的尊重或是违反。
一纸合同，签订虽易，执行颇难。很多时候，合同执行难在信息的不对称，合同签约一方不能充分观察和约束签约的另一方，举例而言，股东投资企业，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经营，实际是委托管理方替自己打理企业，但又不能真正及时观察和监督管理层的意图。这其间因为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曾孕育过无数故事。下面只拈其中两例。
说起微软公司，很多人会自然想到比尔?盖茨，其实当年有一位和盖茨一同创业的IT精英叫作保罗?艾伦（Paul Allen）。出于对计算机的热爱，艾伦自己从大学退学不说，还成功地劝说盖茨从哈佛退学，在1975年一同创建微软公司，并在微软早期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幸的是，1982年艾伦被论断出患有癌症，不得不离开工作，接受治疗。经过化疗，艾伦成功地康复了，但是决定不再返回微软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艾伦从此就从创业者转变成为了股权投资者。这一点都没有改变艾伦在微软公司中的大股东地位，和在微软公司1986年上市时成为身价十亿美元的超级富翁。在艾伦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中，他谈到了和盖茨在公司创立早期意见上的不合，但绝无抱怨在他不再参与公司管理后，受到公司管理层（盖茨）的不公正待遇。“再见仍是朋友”，是艾伦对他和盖茨目前关系的描述。
无独有偶，同是IT精英，同是哈佛大学的高材退学生，Facebook创建人马克（Mark Zuckerberg）。2004年，20岁的马克在哈佛校园创立了Facebook，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门户网站，公司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不但变成全球最受欢迎的网站之一，而且变成了仅次于谷歌的全球市值第二大的互联网公司（目前上市前估值一千亿美元左右）。
伴随着Facebook成长的不只是鲜花和光环，也有几桩烦心的官司。三位马克的师兄就状告马克盗窃他们的.创业想法。更有甚者，马克自己的创业伙伴也起诉马克在自己与马克发生意见分歧时，趁自己不在和不够关注，利用新发股票的方法大大稀释了自己在公司中的股份。
结果当然不太令人吃惊，双方在法庭外合解。但一波三折之处在于，最近师兄们又开始和马克打新的官司，究其原因，是认为马克在上一次诉讼和解时没有诚实地披露Facebook的价值，以至于上次合解金额定得太低了。
在当今迅猛发展的互联网，最勇敢的分析师都会被某些公司的高估值所震撼。作为结果，股价飞涨带来的一个烦恼是，很多投资者或是创业者对于三年、两年，甚至半年前签订的合同不满意。公司做大做强之后的另一个后果是早先的亲密盟友现在为了各自的利益，变得不再那么默契：或者是抱怨当初的功劳没有得到充分的回报，或是指责对方在公司发展中贡献度不够。总而言之，每人都希望分到最大的那一块蛋糕。
微软公司似乎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较好：有合同认合同。Facebook的情况就比较复杂，有合同没有完全遵守或是有合同也还要通过资本动作来绕开现有合同。最终的结果是双方对簿公堂，让法律裁决。
这两则故事背后可能至少有以下三则启示：
在技术飞速发展，资本推波助澜，财富转瞬创造的现代社会，无论怎样的天才，创业家，和高道德水准的人，都很难抗拒摆在面前的诱惑。因此，交易一方或数方利用合同的不完整性或难以监督的特性，来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并不只是我们国家现阶段的特色。
其次，信任是许多商业活动的基础，也是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创业成功的推动力。信任的合伙人之间坦诚交换意见，分配工作，整合资源，才能促成新的事业，反之，如果创业人之间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来梳理合同关系，猜忌各自为公司的贡献，或是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处理和产权有关的官司，那么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注定会减小。
但最重要的恐怕是公正公平的法律制度对履行合同的保护和保证。只有合同违约方担心自己违约的行为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合同的严肃性才有可能得到尊重。只有合同双方都对自己的违约行为有足够的担忧和恐惧，整个社会才会逐渐培养起尊重合同讲求信誉的风尚。而我们现在所说的某些国家讲诚信、重合同，很大程度上是几代人对法律的恐惧和尊敬的历史积淀和延革。
如果大家不担心法律上的责任，又怎么可能讲求合同中的信用呢？
